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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以民主集中制建构国家政权，而具体体现即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体决策，实现对各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

但在我国议行合一体制下，何为司法、何为司法权这一理论议题本身就存有争议。调研显示，法院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非常高，法院罪名采纳率为94.76%，法院判罚刑期在检察院量刑建议范围内的比例为96.37%。

（二）检察权外延动态调整和运行科学化 1.检察权外延动态调整 尽管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性质不变，但检察权的外延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上述诸多改革举措无不重塑了检察建议的刚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和工作机制，更好发挥检察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职能作用，提高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国家权力架构的调整，并未影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近年来，我国检察权的发展呈现出新特点，积极回应时代需求，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国家权力结构调整以及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一时期，宪法及相关法律为检察权的运行设定了基本的功能定位与行动目标，但所确立的法律监督权定位只是初步的、概括的。在地方上，真正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尚未建立起来，这也是需要予以改进的方向。从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古代从周朝直到清朝存在着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监督制度——御史制度，对我国检察权体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通过监察体制改革，监督体系更为科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和其他监督形式各有所司。其中，检察权发展的根本规律是，检察一体下的检察官独立，即检察官在独立行使职权的基础上，受检察一体的指挥监督。属性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是物质必然的、根本的特点。正是西方检察理论的引入，使得学界开始探索在上述范式中的中国检察权的定性及其发展方向，也引发了对中国检察权法律监督权定性的质疑。

当前，影响检察权发展合规律性的首要问题是检察权运行的行政化问题。3.提升以检察建议为着力点的科学化运行 检察权能的行使方式对检察权的效果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被上述理论争鸣忽视的一个前提问题是，行政权—司法权范式是否具有绝对性，能否被用以回答中国的问题。中国检察权是什么、向何处去，成为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也是发展中国检察制度的元问题。因此，不改变这种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保障。检察权外延的变革拓宽了法律监督的空间，法律监督权配置更为全面而均衡。

这确保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诉前得到解决。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奠定了法律监督机关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机关这一基调，并且也奠定了法律监督机关要实行法律监督这一方向。其主要理由是检察权的运行就是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的过程，而法律监督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元，既包括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也包括对民事与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此次《宪法》修改，是对检察制度体系的重塑，也是我国进一步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理论相结合的结晶。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立足宪法规范，以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透过检察权变革的中国叙事，揭示我国检察权发展变革的一般规律，进而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的理论方案。第一，办案、监督一体化机制提升了法律监督能力。

实质处断权是检察权扩张的典型体现，维护好、发展好这一权力将是未来检察工作的重点内容。可见，作为中国化的法律概念，法律监督以我国一元化的权力配置为结构基础，从根本上反映了检察权的本质属性与功能目的，进而解决了在现代社会如何实现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问题，也契合了我国议行合一政治模式要求权力监督的现实。

有观点认为，剥离了职务犯罪侦查的职能后，检察机关失去长期的后盾与支持，法律监督的力度、刚性都将受到极大削弱。检察机关通过案件办理，向前加强对侦查权的控制，向后强化对审判权的制约，其双重把关者的角色将更为突出。因此，理解以量刑建议为着力点的实质处断权，首先应当把握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合理界限。2.行政权—司法权范式的中国难题 不可否认，西方检察理论具有一般性，但也要看到中国问题的特殊性。那么，应该如何发展我国的检察权？我国检察权形成和变革的规律已经昭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坚持检察权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坚持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这一定性不变的前提下，根据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的不同，对检察权的外延和行使方式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体系的理论方案。这反映了强化检察机关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下的制度与组织应对。

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通过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方式，赋予了检察机关审前司法资源调控者角色。关于检察权性质的争鸣，虽历经数十年，但主要观点无外乎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是行政权。

例如，应该将检察建议的办理纳入办案体系进行考核，在检察建议的考核上实现与审查起诉案件、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考核的同等看待，真正实现把办理检察建议作为办案看待，推进检察建议业务的专业化。强化检察权发展的合规律性，需要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这一背景下，着力从体制和机制入手推进检察权发展的去行政化改革。

在我们看来，检察机关逐渐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这种演进动态，正是国家与政府职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第二，同体监督、异体监督模式互补，克服了单一监督模式的弊端。

作为柔性监督方式的检察建议被纳入法律监督措施，体现了法律监督权的重大转变。1.进一步拓展法律监督的格局 法律监督权的扩张需要完整的法律监督体系为依托。当前，四大检察布局逐渐形成并深化实践，有力助推了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其次，强化检察权发展中的合规律性。

虽然检察权与一般行政权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同构性，但将检察权等同于行政权，又会抹杀检察官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的独立判断权和处置权。二是要打造主体参与的场域，检察建议的作出应当以诉讼化的程序进行。

自检察权肇始之初，检察官就承担着法律监督的职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工作监督，主要包括听取、审议工作报告以及检查法律的实施情况，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侦查权在追诉属性或是实体处分内容等方面均脱离了监督内涵，刑事案件侦查权在刑事诉讼中是相当明确的，有其本质属性，不能用法律监督一言以概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第10条、第17条、第24条等规定，均从立法角度彰显了阶层式建构和上令下从的行政化关系。

当前无论是行政权、司法权或者是司法行政双属性的论证，均未脱离西方三权分立理论的结构框架。关键词：检察权 法律监督 检察改革 检察规律 作者简介：周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广州510420）。检察建议的运行应遵循司法化思维。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对检察制度进行了明确。

国家权力架构的调整，并未影响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地位。首先，强化检察权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功能。

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要融入办案意识，向法律监督中注入办案的元素，把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当成案件进行办理，以案件化的方式实现监督，增加监督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强化监督效果。作为相对开放的权力体系，检察权的职能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如果仅仅对检察权的权能表现形式进行探讨，难以概括检察制度的全貌。

虽然后者依法对前者予以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语境中，后者应当是定罪量刑裁判的最终权力。要考虑不同类别、不同形式检察业务的特点，结合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通过科学测算，设定合理的权重，确保检察机关业务评价机制的科学性，以确保不同检察业务得到公平对待，促进检察业务的均衡发展。